在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中，107岁的马识途应该算是年纪最大的作家了。自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，一生都没有停歇，即便已是百岁老人，还出版了《夜谭续记》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等著作。最近，他出版了怀念故人的散文集《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人》。读这本书，不仅能了解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，还能深刻感受到一位老作家的人文情怀。

　　马识途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：1915年出生，1936年参加革命，1938年加入中国，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。他193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主要著作有《清江壮歌》《夜谭十记》《沧桑十年》《在地下》等。如今，本该颐养天年的他，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作。他的写作从来都不随波逐流，而是独立思考、阐发主见，其写作信条是：真话不一定是真理，但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。

　　《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人》一书，分为文人、友人、亲人、凡人、洋人五个部分，对不同的人进行回忆，一个个人物故事娓娓道来，如鲁迅、郭沫若、巴金、冰心、张光年、闻一多、吴宓、汪曾祺、夏衍、杨绛、周有光、李劼人、沙汀、艾芜……“都是我接触过的，值得书写的人。”对作家、文人的回忆，是书中重点部分，也是出彩部分。回忆一个人，可以从不同侧面起笔，马识途并没有面面俱到，而是把最深的记忆写出来，以此呈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。

　　现在的人，见到过鲁迅（1881—1936）先生的估计是凤毛麟角了，而马识途就是其中之一。本书第一篇文章《我两次看到鲁迅》，马识途回忆了见到鲁迅的场面。1932年，他在北平大学附中上学，这所学校思想活跃，时常有进步人士来演讲。一次，鲁迅来到该校进行秘密演讲。马识途当时虽然是中学生，但是听到鲁迅二字，非常振奋。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，其印象是：个子不高、瘦。由于听演讲的人多，鲁迅讲了什么，他并没有听清楚，文中写道：“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，能第一次看到鲁迅，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，也就够了……”可见，鲁迅在他的心中，在很多国人的心中，就是精神之旗。第二次见到鲁迅，是1936年在上海，当时鲁迅离世。马识途在上海万国殡仪馆，向鲁迅遗体告别。鲁迅在他心中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，在他的眼中，鲁迅是真正的中国脊梁。

　　巴金（1904—2005）和鲁迅一样，也是中国文坛代表性作家。巴金年轻时离开四川后，就很少回到家乡。本书《巴金回家》一文中，马识途回忆了接待巴金的往事。1987年，巴金的随笔集《随想录》已经在中国文坛产生巨大影响，其“说真话”的写作主张，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作家们。这一年，马识途作为四川作协负责人，接待了巴金。文中写道，巴金温文尔雅，待人随和客气，对家乡四川充满眷念之情。对马识途这样的晚辈作家，巴金愿意提携和培养，每次全国作代会，巴金都会抽空和马识途促膝长谈，谈文学、谈人生。马识途曾经赠送一本杂文集《盛世微言》给巴金，扉页中写道：“……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，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。”这句话，其实是他对巴金立下的铿锵誓言。巴金对他的影响，已经融入骨血之中。

　　冰心（1900—1999）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她的《寄小读者》影响了几代中国人，马识途对这位女性作家很是尊重。他对冰心的了解，也是从作品开始。他和冰心仅有一面之缘。但就是这一次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《冰心老人，您走好》一文中，马识途从冰心驾鹤西去的悲伤之情写起，然后赞扬冰心高贵的精神世界。文中写道，冰心九旬高龄之后，病痛缠身，依然笔耕不辍。在马识途眼里，冰心慈祥、和蔼、有爱，看上去是文弱的女子，但是为人正直，有风骨。新中国成立初，冰心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，回到祖国，为人民写作。同时，她和巴金一样，也是一位敢于讲真话的作家。仅凭这一点，就让马识途对她刮目相看。

　　汪曾祺（1920—1997）是人们熟悉的作家，他的小说、散文具有自然散淡之味，艺术审美价值极高，这些年，他的作品被很多作家推崇。然而，他的文学风格，是不可学的，只能意会。在《汪曾祺，你不该走》一文中，马识途回忆了与汪曾祺的交往经历。他们同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，汪曾祺高马识途一级（虽然马识途比他大7岁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来，上世纪40年代，作为员的马识途，受党组织派遣，报考了西南联大，担任联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。文中写道，汪曾祺在联大时就是有名的才子，是沈从文欣赏的弟子。在校时，马识途和汪曾祺并无过多交集，两人真正开始交往是改革开放之后。在马识途看来，汪曾祺是性情中人，爱烟酒，别人对他索要画作，往往尽量满足。1997年，马识途和汪曾祺在成都见面，并没有谈文学，而是聊养生。马识途好心劝说他，要远离烟酒，多锻炼。可是多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，哪能说改就改得了呢，别人只要敬酒，汪曾祺来之不拒。也就在这一年5月6日，汪曾祺因病去了文学的天堂，马识途对这位学长的离去深表惋惜。

　　诗人、文学评论家何其芳（1912—1977）是一位献身革命文艺的人，新中国成立前创作了大量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，如《画梦录》《还乡日记》《夜歌》等。他曾经在延安艺术学院任教，新中国成立后以文学理论和评论为主，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，做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他和马识途是四川同乡，两个人的老家相距不过几十里。《走上革命道路的诗人》一文中，马识途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交往经历。他们曾在北京见面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谈文学、文化，讨论文坛之生态。何其芳虽然在“文革”中吃过不少苦头，可对文学始终是乐观的。马识途很敬佩他这一点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信仰，毅然走上革命文学道路，并在革命文学事业中做出贡献。有的人曾经质疑何其芳的诗歌和文学研究成就。可马识途认为，衡量一个人的成就，要用历史的、全面的眼光来衡量，爱国主义情怀对作家、知识分子而言，永远都是第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爱国主义情怀，写作的初心、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。

　　《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人》一书中，对很多人进行了惟妙惟肖地“画像”，比如对闻一多（1899—1946），马识途是怀着无限崇敬之心来回忆的，同时也充满浓浓的人情味。《时代的鼓手》一文中，对闻一多的描写格外精彩：“他的胡子不茂密，可是长得很长，大概留的年头不短了……他抬头望着人，却并不和人打招呼，或者他还在梦幻中和庄子、屈原、杜甫这些古人一起神游。”闻一多学问好，多才多艺，虽然最终为追求理想而献身，却书写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。在马识途眼中，他是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，是值得学习的典范。

　　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，马识途都是原原原本本地回忆，不添油加醋，真实客观地进行书写。这是一位老作家人生历程的浓缩，充满了对社会、人生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总结。也许是受到巴金“说真话”的影响太深了，说真话成为这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，这也是写人记事散文的珍贵品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