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高考满分作文可能很难没有争议地都说好，但这篇的风格的确非常特别。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讥讽其矫揉造作、辞藻华丽、喜用生僻字、爱掉书袋的奇崛文风，甚或讥讽为“英式中文”，也有人直白地说“晦涩是一种思想病”，当然也不乏像马伯庸这样，认为“这不是一篇好文章，却是一篇好作文”，毕竟在那么短的考试时间内、在800字篇幅里写出让考官满意的作文很难。

　　政治学博士马华灵清楚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，认为“一篇辞藻华丽的高考满分作文不如一篇浅显易懂的小学生作文”，这位作者“既不好好说话，也不好好说理”。他说自己“也曾经沉迷华丽的辞藻”，直至被导师刘擎当头棒喝，“从此我才真正知道好文章要做到语言清楚明白，论证有理有据”。但是，他自己也指明，这其实是学术论文的标准，“作者迎合高考作文标准这样写无可厚非，但这篇真的够不上好文章的标准”，而“中小学作文评分标准是烂标准”。

　　在此，其实他也承认“高考作文标准”和“学术论文标准”（后者在他这里等同于“好文章的标准”），只不过他不像马伯庸那样承认两种标准可以并存，而对前者不屑一顾。翻译家李康则认为这两种情况应当分开来看：

　　三，广大中学生甚至大学生甚至文科大学生的教材之外阅读面究竟如何，你们真的没数吗；

　　四，朴素的阅读、研读的阶序云云，难道不正是大学学习的目标而非入学标准吗？

　　不知道你们当初高考分配给作文多少时间。我们当年还要写俩，一大一小，给大作文的时间最多40分钟。这种情况下，写得不好是正常的，写得好说明阅卷老师心情好。谁都知道，写作、文学翻译没法在极限时间内完成。踩点熬夜凑合交给我的论文和翻译我从来不评，心情好随便给个分，心情不好就退回去重写。我也从不让学生参加那种限时俩小时之内的翻译比赛，别真误以为翻译可以那样做，将来掰都掰不过来。

　　在此，这篇高考满分作文其实被视为应试教育的怪胎，是极限时间、特殊标准和考官意志催生了它；但也有记者采访了多位语文教师，一位有多年阅卷经历的四川语文特级教师却说：

　　的确，这种学生不是语文老师教出来的，勇气可嘉，但是与语文老师无关。这种作文是少数，不能代表高考整体的方向，我估计多数语文老师不会鼓励学生仿效，反而会把它当成一个反面典型，毕竟高考分数就是一切，决定学生命运的事情，不敢开玩笑。

　　有一位浙江语文名师甚至表示：“这篇文章冲破标准答案，冲破老师固有思想，冲破课堂思维定式的一次很好的尝试，它可以鼓励孩子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自由的翱翔。”——换言之，这些语文老师不但不认为这种文章是应试教育的产物，反倒认为它是异类，只不过有人觉得这种新异值得肯定，有人却觉得这是风险很大的“反面典型”。

　　确实，这种文风也许不是一般中学语文训练出来的，倒不如说是当下社会上盛行的语言审美的杂烩。一些半文不白、辞藻华丽但却读不通顺的词句，在广告、歌词等领域大行其道，还常在网上被赞许为“唯美”，这正是因为当下已与传统断裂，而尚未将新旧文化熔为一炉的表征。这篇高考满分作文的作者看似少年老成、也读了不少书，但在风格上其实是对这类写法的效仿。

　　然而，即便这不是语文老师教出来的，但语文老师判定它满分，这多少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。如果这不是高考作文，那或许有争议也不是坏事，甚至难说也因其风格而自有其拥趸（一如《银翼杀手》中晦涩华丽的台词），但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：高考作文的好坏究竟以何为标准？

　　这里的关键在于：高考作文和一般的文章不同，它是一种标准化考试，“好作文”不一定是“好文章”。正如历代的八股文，即便是状元所作，流传至今的也寥寥无几，因为那不见得是好文章，但根据八股文的规范，它却可能让人高中状元。明清时归庄、戴震即便名满天下，却都屡试不中，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文章，只是在科举的规则下无法胜出。简单地说，它比的是“规定动作”，而非“自选动作”，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，有限的创新。

　　这样的事，到今天也比比皆是。拿过无数作文奖项、被称为“文学天才”的费滢，2003年高考作文《人情与季节》仅得25分，按满分60分计竟然不及格，在当年也曾引起轩然大波。因为在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中，其实严禁自由发挥，而必强调不能“偏题”——如果任凭各人自由发挥，那就无法按单一标准来衡量判定作文的好坏了。最终，这实际上意味着考生要去揣摩出题人的思路，而恰恰是那些思维创新的人更倾向于不循常规，容易出现“偏题”。

　　现在的问题，一方面是这种标准化考试的规定太死板，另一面，很诡异的是，它其实又缺乏真正客观的标准。有人翻出这次判这篇《生活在树上》的浙江高考语文作文阅卷大组组长陈建新两年前受访记录，从他当时谈高考作文的标准来看，与这次的浙江卷高考满分作文几乎完全相反：

　　作为多年的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，陈老师评价高考作文时有四大标准：重视真情实感的表达；提倡面向现实生活；提倡理性思考、提升思辨能力；反对矫揉造作的文风，提倡准确、简洁、流畅、明了的语言。“写论述文不要掉书袋、过多举例，要提升用词准确性，要注意文体和语体相互匹配，这也是考生写作时最容易踩的三个“雷区”。

　　我对这篇作文本身的好坏其实不感兴趣，我在意的反倒是社会如何评价它，为何如此评价它。在我看来，它显然不至于值满分，但作为考场上的应试之作，也远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一无是处，它之所以惹争议，是因为恰好触动了人们长久以来对教育弊病、考试客观评分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——简言之，它得满分公平吗？让这样的作文得满分，是否会释放错误的信号，让我们本已问题丛生的语文教育更积重难返，更难“掰”回来？

　　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，事实上，我觉得这是现在的教育体制无法解决的。原因很简单：如果要顾及中国人高度关注的“公平”，那么就势必意味着高度标准化的考试，这样才能基于同一标准来量才录用；但越是如此，就难以容许参差多态的美存在。

　　不同文体、风格的判定标准可以迥然不同，在议论文看来以清通简要的有力表达为上，但诗歌却可能却偏偏重视繁复、隐晦、象征。如果仅用一种标准、一种风格来统一衡量，那么差异就成了低劣、错误和肤浅。只有能按多元标准来差异化地对待，才能不至埋没人才，但这却又可能被用于权力寻租，被视为不公平。

　　这实际上是中国教育中的老问题，之所以在作文中特别明显而难办，就因为作文恰是最难被标准化的领域——与此同时，阅卷老师判断的主观性也最难受到约束，甚至竟可以违背自己定下的判断标准。

　　另一个似乎无人提及的问题是：像这样风格晦涩怪奇的作文，其实是缺乏公共生活所致。和西方不同，我们的教育从小不培养孩子面对公众演讲、表达自己观点，这就很难让人意识到自己是在面对一群“公众”说话，自己必须表达清楚有力、能打动人；相反，很多人写作时其实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，他真正面对的读者，除了自己，就只有那个臆想中的老师/考官。

　　当然，同样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国古代，并不是没有好文章，但那时至少有一个文化精英的共同体，界定着何谓真正的好文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像八股这样的应试之作固然是要在规则之下揣摩权力意志，但其它诗文却取决于士人的公论，那即便不是其唯一、也是主要的读者群。我们今天则旧法已死、新法未立，更缺乏现代意义上自主、发达的文化批评和公共知识生活，出现这样的高考满分作文也不足为怪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这堪称是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缩影的一个现象级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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